我并不喜欢这个安排。
新单位在波士顿东边，离我刚磨着房东用低价续租的旧公寓远了不少，这意味着我每天要更早起床。
而且，我一直听说东区的警督和我的旧上司很不对付。
“莉莉，过去之后可别对那只爱尔兰肥猪太客气。” 在欢送会上，我那一身酒气的头儿亲自证实了这一点。
无论举办过多少次反歧视培训，警局仍然是个顽固不化的地方。他们总是用最冒犯的词汇来称呼自己的敌人，有时也这么称呼自己的朋友——你几乎很难分辨。
我用了整整三年，才勉强赢得老同事们的认可。
只是认可，而非友谊。
我自然知道空降到新环境等于一切从头来过。
所以，过去两周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，帮着同组的警探看监控、整理口供，尽量不出什么风头。
“爱尔兰肥猪”倒是还行，我只在会议上跟他打交道，他没有想象中肥，也不太在乎下属都在做什么。但我的直系上司贝瑟尼警佐总是莫名其妙地找我的茬。本以为作为A7唯二的女性警官，她会对我的境遇感同身受，但这反倒成为了她针对我的理由。
“我就说吧，小女生当警察，太脆弱、太不堪一击。”
下午的专项会议，我只不过是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，她就不知又从哪儿冒出这么一句。
爱尔兰肥猪瞪了她一眼，倒不是替我鸣不平，只因她打断了他的案件陈述。
也不能全怪她。肥猪总有办法让所有的会议都变得冗长无聊。
会议室的空调坏了，虽然窗户开着，但一点风都没有，我撑着下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这次的案子：
2018年8月，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在读博士生朱某留下遗书，称不堪学业压力，打算携妻子在德拉瓦河上跳桥自杀。二人失踪后，普林斯顿警方曾组织多次搜救，由于河水湍急，始终未能找到尸体。
两个月后，朱某的导师李教授失联。警方调查后了解到，他在学生自杀后情绪低落，曾向同事提及不堪舆论困扰与良心谴责。
过去一年，普林斯顿警方始终未能找到更多与三人失踪相关的线索，而逐渐倾向于“自杀假设”，案件进展停滞，直到最近——
“所以呢？” 贝瑟尼再次打断，“尸体在我们这被捞上来了？”
我就算地理再怎么不好，也知道德拉瓦河根本不流经波士顿。
肥猪没有回应，继续用毫无起伏的语调解释召集会议的原因：
近期，普林斯顿警方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（他用了三十分钟来介绍这个无关的案子），在一处废弃实验室的下水道取样时发现了 DNA。经过比对，确认属于朱某。这一发现让警方重新审视朱某的失踪案，怀疑当年推定的自杀结论可能有误——
“当年办案的条子可要倒霉了，” 贝瑟尼幸灾乐祸地插话，“可说到底，这关我们局什么事啊？”
“跟他一起留书自杀的老婆最近在我们这儿出现了！！他妈的！” 肥猪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句，油亮的脸颊涨得通红。
一直停在桌上的苍蝇闻声惊动，嗡嗡地飞了起来。
“呃……她在我们局附近开了一家餐厅。”
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肥猪有些尴尬，“菜太好吃，被一个来波士顿旅行，一连去吃了一个礼拜的警员认出来了——那人正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警。”
如此离谱的行迹败露，从一头猪的嘴里说出来，就显得更加愚蠢。
“太可疑了。” 几个巡警摩拳擦掌，“逮捕令下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证据不足，” 肥猪摇了摇头，“普林斯顿警方希望我们协助调查。”
说罢，他拉过白板，把案件相关资料用磁铁逐一吸在上面。
周围立刻骂声一片，我趁乱掏出手机，在桌下打起消消乐。
并非我们玩忽职守，只是像这种明显涉及到“假死“、“跨州”、“谋杀”的惊天大案，联邦调查局早晚会横插一脚。到时候地方警局辛辛苦苦的调查结果被他们一锅端走不说，吃干抹净之后保不准还会把锅甩回来。
没人想淌这趟浑水，但总得推个倒霉蛋出来敷衍敷衍。
“这三个当事人，都是中国人啊……” 桌对面传来了贝瑟尼懒洋洋的声音，“陈警探，没记错的话，你的母亲也是中国人——”
她故意停住，像是在做什么铺垫。
我从不介意和别人谈论妈妈的故乡，那让我觉得亲切，但贝瑟尼在这个时候这么说，明显不怀好意。
“搞不好你们都认识呢。” 果然，她轻佻地得出了这个充满挑衅的结论。
我可不着她的道。
“警佐，” 我抬起头，故意用教小孩的语气，温柔地“提醒”她：“中国有十三亿人口，我们才不可能都认——”
话没说完，我注意到贝瑟尼身后白板上的照片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我确实认得那双湖水一般的眼睛。
她是——洪窦。
“莉莉！” 局里的秘书突然从门外探进头来，雀跃地冲我眨眨眼睛：“你的小甜心来了！”
没有人再去关心我和贝瑟尼的较量，新的八卦显然更加有趣。
小甜心叫路易，是个私家侦探，你也可以把他理解为波士顿的福尔摩斯——他帮助各个分局破过不少案子，连我们总局长都要给他几分面子。与小说不同的是，他本人平时只接一些抓小三找遗产揪出私生子的单子。
路易今天是来指认凶手——他前几天在回家路上被人打了，我们让他来看看新抓的人里有没有面熟的。
不过说真的，他总是去戳那些大佬的痛处，我很意外他到现在才被人下手。
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，路易正坐在我的座位上，无聊地摆弄着桌上的摇头小狗。他面无表情的侧脸很像裘德洛——在裘德洛还没有变老、发胖以及脱发之前。就连刚抓回来的小混混都忍不住调侃一句这里是不是在拍电影。
“人找到了吗？” 我走上前去，伸手停住疯狂摇摆的狗头。
路易可怜巴巴地摇摇头，吱嘎吱嘎地转着椅子，引来一阵侧目——他故意的。
“你应该知道，不可能找到的。” 我按住椅子，他又一次去够桌上的小狗。
“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 我忍无可忍地踹了一脚椅子，他顺势滑出老远。
“警官，” 他缓缓滑回座位，无辜地看着我，用周围人刚好能听到的音量说：“我好害怕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家？”
其实有时候我也很想打他。
路易的家就在这附近不远，这是调到A7唯一的好事。我挺喜欢去那儿，为了顶层公寓里能看到海的大落地窗和无边泳池——这么想来挨一顿揍也不是完全不值得。
“哎，” 路易往前小跑了几步，回头问我，“他们还觉得我们是一对儿呢？”
“一群蠢货。”
“别这样，” 他笑出了声，“对新同事友善一点嘛。”
“我也就只跟你这么说。” 我耸耸肩。
“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黑寡妇？” 过了一会，路易再次开口，“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——”
“路易，” 我打断他，“我打算去争取这个案子。”
“蛤？！” 他有些惊讶，“可是联邦调查局——”
“在他们插手之前，我就会把案子办完。” 我再次打断他。
路易停下脚步，对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“干嘛？” 我瞪了他一眼。
“佩服。”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，“不愧是全波士顿升职最快的警察之一。”
“那么，低调做人的日子结束了？” 他意有所指：“我就说你最多忍贝瑟尼两个礼拜。”
“不完全是因为她，” 我放慢了脚步， “我认识那个人。”
谁？路易不解。
“洪窦。”
看着他仍然迷惑的眼神，我又无奈地补充了一句，“黑寡妇。”
十二年前，因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，我的母亲受邀回到家乡椰港负责新体育场的设计——椰港并非比赛举办地，但到底也想沾一沾光，借盛事之名热闹一番。当时我高二，她一直嫌我中文说得蹩脚，于是借此机会将我一起打包回去“集训”。到那儿的第二天，我就被塞进了她的母校旁听。椰港一中，据说全市最好的学生都在那所学校。
洪窦是高我一级的学姐，也跟我一起参加放学后的化学竞赛班。
“所以你们挺熟的？” 路易问，“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”
椰港的记忆早就随着时间慢慢褪色，我只记得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。
在那个靠海的热带小城里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无比的粘腻、潮湿。
“她是——” 我想了想，“一个不喜欢打伞的人。”
我知道这句话实在莫名其妙，我总可以说她是一个好人、漂亮的人，或是我们也没那么熟。